命运突围（文/刘向东）

命运突围（文/刘向东）

我中学就读于吉安县固江中学。中学离家约20里路远，步行要走两小时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家，离开爸爸妈妈。本来我在一年半之前即读完小学六年级之后，就应该上中学，但由于小学推后一年毕业，加上国家由原先的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，又延了半年，所以我读了七年半小学才升入中学。



我们这一届小学毕业生不需要经过考试就能升中学，对于怕考的人来说，这的确是一件好事，很容易让人想到1905年光绪皇帝废科举。升学虽不要考试，但要政审。有明文规定，有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五类分子家庭背景的学生，不可以推荐选拔上中学。

让我一直难以释怀的是，我们班上有一个名叫刘鹏程的男生未能和我们一起升上中学。我就是想不通，他明明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，怎么就因为爸爸有点情况就被剥夺读书的权利呢？刘鹏程的父亲是本校的老师，是一个深受学生欢迎的算术老师。“虎父无犬子”，刘鹏程也是一个令同学佩服的算术尖子，他的算术逢考必拿100分。但因为刘鹏程的父亲是右派，所以他即便是学习尖子也与升学无缘。刘鹏程的名字是他爸爸给取的，寓意很明显，父亲希望儿子长大后，鹏程万里，出人头地。然而，现如今连个初中都上不了，希望八成是落空的。我每回想起刘鹏程，总会在心里反复地说:真是可惜，真是可惜！

我被编在一连四排，望着这块写有“一连四排”字样的门牌，我有点新奇，也有点疑惑。我问老师：“为什么是一连四排而不叫做初一(4)班呢？”老师回答：“从你们这一届开始，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。”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军事化管理会不会发军装？”老师笑了，说：“这哪跟哪呀！军事化管理就是学习部队的管理办法，这跟穿军装无关。”

我上中学没几天，就遇上了一个好机会，即可以在实地亲眼目睹一幕比电影还要精彩的大场面，那真叫个大开眼界。那天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浩浩荡荡地从学校前面的公路上经过，全校师生站在公路两边热烈欢迎。老师介绍，这支部队名叫6812部队，是驻吉安地区的支左部队。老师还说，6812部队完成了在我们地区支左任务，现在撤离，接替他们的，是一支番号叫0484的部队，该部队已经到岗。眼前的这支名叫6812的部队，正往湖南方向开拔。

队伍成三个纵队前行，官兵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在沙子马路上。他们脚下的军鞋与马路上的沙子磨擦发出的有节奏的“咔嚓咔嚓”声相当悦耳。队伍见头不见尾，场面十分壮观！有人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比作钢铁长城，那是象征性的抽象的比喻，而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队伍则是从形态上像长城，尤其像北京八达岭上的长城。假如在直升飞机上往下看，更会让人自然联想到万里长城。走在队伍前面的三个中年军人身材魁梧，神态威严，身高足有180公分以上。有人告诉我，这三位都是军首长。



我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这支队伍看，我的脑海里此刻浮现出电影《南征北战》中的画面: 解放军营长跟随部队在夹道欢迎的老百姓中间行进，突然间，营长发现欢迎人群中的妈妈，妈妈望着儿子笑得合不拢嘴。有一个解放军向他妈妈介绍说：“你儿子又进步了，当上营长啦！”

我望着军首长远去的背影，耳边又仿佛响起了电影《南征北战》中的解放军师长的带有乡音的演讲: “同志们！我们今天大踏步的撤退，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！”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解放军，让我这个从小就向往军营生活的孩子，更进一步地坚定了当兵的志向。

看过解放军的第二天，也许是当兵情结的驱使，我给正在部队服兵役的姐夫写了一封信，请姐夫想方设法弄一件军装寄给我。信发出后十多天就有了结果，原来姐夫早知道我这点小心事，为了不让我太失望，就把自己穿了很久的军装寄往固江中学。姐夫寄给我的那件军服，虽然旧了点，还退了点色，但穿在我身上，还正合适。大家说我精神抖擞，意气风发，像个军人。

进入固江中学后，我对学校很快就有个基本评价。我认为这里有个“两多”，一是运动多，二是劳动多。先来看看运动多是怎么回事。。各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，就像大海里的波浪，一浪推着一浪，令人眼花撩乱，应接不暇。先是揪黑帮运动。这次揪黑帮与五七年揪右派不同，揪右派有指标，而揪黑帮没定指标。如果说揪黑帮也有指标，出身不好就是指标。这样说吧，如果你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，不管你说没说错什么，做没做错什么，你应该就是黑帮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狗熊儿混蛋嘛。寓言《小山羊和狼》中的狼，找不到吃小山羊的理由，就说小山羊的爸爸很坏，狼也知道搞“血统论”那一套。黑帮分子被揪出后，等待他们的是羞辱，是戴高帽子，是剃阴阳头，是无休止的批斗，是不把人当人看。批斗结束后，他们就像监狱里的犯人，在别人的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。

我们的音乐老师刘梅英，婆家和娘家都是地主，所以她是以“双料地主”的罪名被揪的。刘梅英老师早在读大学时，担任了学校合唱团的指挥。她曾经是那样的风度翩翩，美丽动人。就是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，经过揪黑帮的运动折磨之后，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，脸黄肌瘦，形容憔悴，昔日那个风情万种的美人儿哪里去了？此时刘老师第一个女儿出生，因为心情不好，所以奶水很少，她给孩子喂奶时，孩子哭，她也哭。我去刘老师家里看望刘老师时对刘老师说：“既然遇上了，愁也没用，要想开点，要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刘梅英看到终于有学生来看望她安慰她，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了的笑容。



接下来是下放运动。下放，就是到农村去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。全校除少数几个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苗红根正的老师留校之外，其余老师统统下放。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王涛，刚刚大学毕业不久，对全班同学的情况还未摸清楚，就来去匆匆地下放农村了。

与下放运动同时并举的是，无产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运动。学校迎来了工宣队、贫宣队、军宣队三支队伍。这三支队伍进驻学校，就是无产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具体呈现。接替已经下放离开了学校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的，就是这三支队伍中的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。

工宣队成员一男一女，由三线厂658厂派出。这两个工人阶级有一定的文化，他们说起话来文诌诌的，不像工人，倒像知识分子。军宣队一官一兵，朝气蓬勃，血气方刚，由县消防大队派出。贫宣队由三个农民组成，来自附近生产大队。

贫宣队中的三个农民各有特点。年龄最大的是一位50岁左右的贫农，姓王，他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。另一位40岁左右的农民，姓彭，有点来头，早在解放初期以模范民兵的资格，到北京人民广场受毛主席的检阅。最后一位是一个年青人，姓欧阳，初中文化，一进校就给我们班上语文课。

工农兵当老师，虽然比不上原来的老师，但对于渴望知识的学子们来说，在劳动时间多上课时间少的情况下，能听听他们讲课也感觉弥足珍贵。在教室里听听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工人农民解放军讲讲课，总比到田间地头做繁重的体力劳动什么知识也学不到要强得多。

现在来说说劳动多吧。我们在校期间以劳动为主，劳动时间占了三分之二强。毛主席的《五七指示》是这样说的：“学生以学为主，兼学别样，也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，也要批判资产阶级”。而省里主管教育的省革委会温副主任说：“我认为，走五七道路说到底就是劳动。”这实在是一种歪曲。以学为主，明明是是指以学文化为主。其实，我们并不缺乏劳动锻炼，假日里都要回家干各种繁重的农活，这已经是深度锻炼了。我们从农田里走到学校，到了学校又走向农田，与农民似乎无太大区别。长时间从事繁重劳动，虚度青春不说，身体也受到损害。

固江中学的“五七劳动”大致包括：农场农活。学校一大一小两个农场，共有农田几百亩，全由学生来耕种。栽树。农场有几百亩荒山，栽树的事全交给学生，而且每年有大量的树死去，必须重栽。捡粪。农场的农田缺少有机肥，解决的办法是学生走街串巷去捡狗粪捡鸡粪捡垃圾。捡砖。建设学校大礼堂的每一块砖都是靠学生到很远的村子和山头去捡，大多时候是侵犯群众利益。砍竹。一说到勤工俭学，校方当局能想到的就是砍小山竹。而要砍到小山竹，必须走到距离学校40多里的深山区，而且，砍下的小山竹都要靠学生用肩膀扛回来。支农。在学校农场干活不叫支农，只有去到生产队，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才算数，每逢农忙季节同学们都要去支农。

劳动多点累点，我们还可以接受，毕竟是农家子弟嘛，而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饥饿。正如肖克将军所言：“人世间什么都可以忍受，唯独饥饿难忍。”学校每餐供给学生三两米饭，还有没放什么油的一勺蔬菜。这对于正在发育正在长身体的中学生来说，只能够半饱。更何况，这三两米是不足称的。每一次用餐后，炊事员都会把下一餐的米浸泡好，待到蒸饭前量米时，大米己经膨胀起来；加上炊事员量米时，总喜欢将大拇指扣到量米筒壁上，如此一来，这三两米就大打折扣了。

我每次端上那钵不足称的三两米饭，习惯用筷子划一个十字，再打上菜，然后分四口把饭吃完，总共花时也不过两分钟。饭是吃完了，但没吃饱，接下来就想着下一餐开饭时间快些到来。每天上午第四节课一结束，我就像战场上战士冲锋那样往厨房方向奔跑。但当我一想到冲到厨房就那么四大口就把饭吃掉，然后肚子仍然饿着的时候，心中涌动着一股悲凉。



让我感到满足的时刻也有，那是在农场收花生的日子。收花生的场面是，一人在前面犁，一伙人跟在后面捡。我一边捡，一边口水都流了出来，巴不得边捡边剥花生吃。然而，这是不允许的。只有等到这一坵田的花生全部收完，一箩筐一箩筐的花生被运走之后，同学们才准许重回田里，去把深埋在土里的花生寻来吃。捡花生吃的日子对于我来说，简直就是盛大的节日。

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事情是，老乡把他叫去上馆子。我们第七生产队，每年都要派人来固江街当牛圩，或者买牛或者卖牛。来当牛圩的叔叔伯伯，如细苟、向根、序冬等人，都知道我在学校吃不饱饭，所以每次都要把我叫上，和他们一起共进午餐。每次吃完饭，我都会大声对大家说，我吃饱了，谢谢各位叔叔伯伯！

能吃饱饭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饥饿才是生活的主旋律。有一个星期六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走着走着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: 干脆不上这个学了。这个念头一经产生，连我自己也感觉有点另类。有不爱读书而退学的，有交不起学费而退学的，而自己却是因为饿而退学。说实话，不是实在忍受不了，我也决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

那天我回到家时，刚好爸妈都在家。他喊了声爸爸妈妈之后，突然嚎啕大哭起来。妈妈深知我生性懦弱，容易遭人欺负，就忙问：“崽啊，是哪个打你了？”我回答说：“不是，是我在学校好饿，我不读书了。”说完，我眼泪如喷泉，哭得更伤心。爸爸见此景，满怀酸楚地对我说：“别哭了，不读就不读吧。”停了停，爸爸又说：“我去跟木业社卢师傅说说，看看他带不带徒弟。”我听了爸爸的话，停止了哭泣，想了想，对爸爸说：“好，学木匠就学木匠，有饭饱就行。”

我吃了两大碗饭，又吃了两个红薯，把个肚子塞得满满的。吃饱了饭，人变精神了，一点儿也不像刚才进家门时那个落魄的我。休息了一会儿，就拿起工具出门铲草皮去了。

第二天，我吃过中饭，就坐在饭桌边想事情。妈妈对我说：“你坐在这里发什么呆？”我说：“妈，我想我还是去上学。”妈妈笑着说：“不怕饿了？”我说：“饿是饿，但我爱读书啊！”

我的确很爱读书，在小学就是一个尖子生，读五年级时获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（后来我在高中也获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）。在停课闹革命那阵子，我也没荒废自己，总是千方百计到处找课外书来读，别的同学玩耍打闹，我却在书中寻找知识寻找乐趣。

我在饥饿中升上了二年级，成为初二年级三班的一员。此时学校已取消军事化管理编班，恢复了正常的班级名称。虽然饥饿还存在，但自上学期加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以来，我的饥饿感没有过去那么强烈了。这倒不是食堂伙食有什么改变，而是在宣传队里一门心思的唱唱跳跳、吹吹打打，分散了注意力。加入宣传队，不但饥饿感或多或少会被快乐冲淡，而且常常还可以直接改善伙食。比如参加文艺汇演，比如到三线厂去慰问演出，比如去农村为贫下中农演出等等，都不但吃得饱还吃得好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我非常开心，像过节一样。加入宣传队，还可以减少体力劳动的压力。在劳动时间与宣传队排练时间发生冲突之时，校方一般会下达排练优先的指令。这当然是为了完成某些特定的演出任务的需要。减少了劳动，也就减少了消耗，缩短了饥饿时间。

固江中学宣传队是由梁兴钊老师组建起来的。梁老师因为出生于贫农家庭，根正苗红，所以没有下放农村。梁老师是文科毕业生，多才多艺，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。他会导演，还会写剧本。更重要的是组织能力相当强。所以，组建文艺宣传队非梁莫属。



梁兴钊老师眼光独到，善于发现文艺人才。只要是好苗子，哪怕眼下还非常稚嫩，也都在他的招募之中。此时的我，拉二胡的技能实在是差了点，我只知道拉1－5弦和5－2弦两个调，只知道拉《东方红》和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两首曲子，但梁老师看中的是我的发展前途。于是，我懵懵懂懂地成为了固江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乐队中的一员。

我升上初三年级后不久，梁兴钊老师对我说：“县剧团来我们学校招乐手，我们推荐你去参加考试，你看行不行？”我说：“感谢老师关心，我愿意去试试，不过我这水平恐怕够戗。”梁老师说：“考不上没关系的，权当是一次锻炼。”

梁老师之所以推荐我报考剧团，是因为我通过这两年的实践和锻炼，二胡技艺有长足的进步。我已不是刚进宣传队时，只会拉《东方红》和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两首歌，我已经从单纯的为歌者伴奏，向演奏二胡独奏曲方向发展了。

我当然向往成为专业剧团的一员，正像我向往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一样。地县两级剧团每年都会来固江来演出，而每次来，都会让我感到异常激动。看专业剧团演出，我总会想方没法找一个靠近乐池的位置站着看。我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乐池而不是舞台。

县剧团的招生考试，在剧团的排练厅进行。考试形式很简单，就是兜售什么吆喝什么，吹笛子的吹上一首笛子曲，拉二胡的拉上一首二胡曲，以此类推。我第一次参加此类考试难免紧张，甚至心跳厉害，双手发抖。我稍稍平复了一下便开始演奏，拉的是二胡独奏曲《江河水》。说实话，这么有难度的曲子，我能把它完整的拉完，就已经是难能可贵实属不易了。

这次考试的评委是剧团领导和40多个乐手。对于我的表现，评委有两种意见。一种认为考生由于从没受过专业人士指点，显得很稚嫩，尤其是操作不规范。而剧团是实战场而不是培训班，先培训后上岗比较妥当。另一种意见是，考生虽然在技巧上不如人意，但乐感非常强，只要稍加指导，不日便可上岗。然而，遗憾的是第一种意见占了上风 。对于考试失败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怨不了谁，实力不够啊。

我从县里回到学校，第一个见到的是和我玩的最好的同学，他姓戴，也是一个很会写作文的男同学。戴同学一见到我就问：“考得怎么样？”我苦笑了一下，说出了四个字:“出师未捷”。戴同学幽了我一默，说：“没关系的，出师未捷人还在就行。”

学校要开体育运动会了，我报了一个项目是100米自由泳。100米自由泳决赛在我们教室门口那口水面只有三四亩大的魚塘里进行。一切都是简陋的。鱼塘里有老百姓养的鲢鱼和鲤鱼，塘底的塘泥厚度足有10多公分；游道线都用竹子扎成；游道比较短，只有50米，100米自由泳要游一个来回。看到这样的比赛场地，你就会明白什么叫群众性体育运动。县文化馆一画家画的一幅名字叫《爷爷得分》的国画最近被拿到日本展出，国画画的是一位农村爷爷和他的孙子打乒乓球，乒乓球台是一块门板，画面充满生活气息，主题当然是发展群众性体育运动。第一眼见到游泳比赛场地时，我就想起这幅画。



初二(3)班只有我一人报了该项目，轮到我游的时候，全班同学都站在岸边为我加油。我的游泳方式也是自创的，跟我拉二胡一样，从没受过名师指点，全凭自己在黑暗中摸索。我两只手一先一后轮番向前划，像前进中的小船上的桨。

终于爬上岸来，我倒在岸边的草地上，几乎昏厥过去。体育爱好者都明白，游泳是所有体育运动中最累体力消耗最大的一项运动项目。班上的同学都围了过来，问长问短。此时戴同学夸了我一句: 你的游泳姿势还真好看！

成绩出来了，我名列100米自由泳第三名。我对自已的成绩很满意，这次我尽力了，成绩来之不易。虽然体育比赛无法跟考剧团相比，但这场体育比赛的小小的成功，多少冲淡了一点考剧团失误带来的沮丧。

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了，我早早的就报了名。我想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考剧团不行，当兵估计能成，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，棒棒的。前不久，刚刚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飞机制造厂工作的姐夫给来信，鼓励他一定要报名参军。姐夫在信上说，像你这样会写文章的人当兵到部队一定是前程似锦。我心里痒痒的，仿佛已看到希望。

当兵体检是在固江公社机关办公场所进行。体检的地方收拾得像一个医院，每个房间的门边上都贴上了门牌，上面分别写着外科、内科、五官科等等。我按规定的顺序，手里拿着一张体检表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挨个儿走进走出。我每走出一个房间都要仔仔细细阅读体检表上医生写的字或符号，深怕有什么污点。然而，就在体检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似乎是污点的三个字: 扁平脚。

还果真是那这三个字坏了大事，征兵办说，扁平脚就是人们常说的实板脚，当不了兵。我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坏消息告知戴同学，我沮丧地对他说：“我的脚怎么会是实板脚呢？”戴同学说：“你脱掉鞋子站在平地上，让我来看看。”我照办了，戴同学仔细地看了看，说：“还真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实板脚，你看，脚底还有一大块地方没挨到地面呢！”我说：“那又能怎么样呢？”戴同学说：“你要去反映一下，不能这样就算了。”我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人家检兵已经全面结束，找谁去呀！”戴同学愤愤不平，说：“真是欺负人。”

检兵失利对我打击很大，考不上剧团，怨自己实力不行，但这次怨谁呢？是怨自己不认识这个该死的医生，还是怨自己命运不济？

我在本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面前打了败仗后，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升上了高中。此时，在文艺方面，全国上下掀起了普及革命样板戏高潮。无论是专业剧团还是业余剧团，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，到处都在排练样板戏。八个革命样板戏，除两个舞剧外，其余都是京剧。因此，学样板戏主要是学京剧。然而，固江中学文艺宣传队如要排演京剧，还缺少一个京胡手。刚好，县委宣传部下发了通知，说县里要在县文化馆举办普及革命样板戏培训班。梁兴钊老师对我说：“学校决定你去县文化馆参加培训，希望你在短时间内学会拉京胡。“我说：“学校给了我这个学习机会，我一定好好珍惜。”

县里这次为期半个月的普及革命样板戏培训班，其实就是京剧培训班。县文化馆把各地派来的学员分成前台和后台两个组，前台组学唱京戏，后台组学拉京胡。我是来学拉京胡的，当然被分在后台组。



文化馆这次动作很大，从市京剧团请来了三个老师，一个拉琴的，一个唱旦角的，一个唱小生的。后台组只有两个学员，这就等于是一个师傅教两个徒弟。

教京胡的老师姓沈，是市京剧团的首席京胡手，也是京胡名师。据打听，市京剧团有两个人在省内外京剧界享有盛名，一个就是沈老师，另一个是在京剧《红灯记》中扮演磨刀人的男演员。

沈老师的京胡拉得可真个叫绝，他在后台组作示范的时候，竟把前台组的学员都从另外一间排练厅里吸引出来围着他看。沈老师自拉自唱《沙家浜》中郭建光的那段西皮流水，简直是天籁之音。“那一天同志们把话拉，在一起议论你沙妈妈……。”沈老师充满京腔京味的妙音，环绕在县文化馆小楼里。

有这么棒的琴师指点，加上自己加倍的刻苦努力，我在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里就学会了拉京胡。培训班结束时，全体学员作了汇报演出。演的是折子戏《沙家浜》中的《智斗》，由我操京胡，另外一个学员拉京二胡，文化馆的一位馆员弹三弦。汇报演出受到观众的好评。

我从县里培训回校时，受到宣传队老师同学的热烈欢迎，有点衣锦还乡的意味。梁老师说，现在我们有了京胡手，可以着手排练京剧了。

首先排练的是《红灯记》选场《痛说革命家史》。我把刚从县里学来的那点玩艺儿用于实战，心里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。我对李铁梅“听罢奶奶说红灯，言语不多道理深”那段唱腔情有独钟简直有偏爱，拉起来特别娴熟特别潇洒，像一个老琴师。

继《红灯记》之后，宣传队又排练了《沙家浜》选场《十八棵青松》。为排这个节目，宣传队所有男演员如数登台。男生们扮演的新四军战士，一律的新四军军装，一律的“荷枪实弹”，威风凛凛，英姿飒飒。这个节目集戏曲与舞蹈于一体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《十八棵青松》拿到古江街中山场舞台上去演，受到老百姓交口称赞。后来这个节目参加县汇演，还获了单项节目奖。

我培训归来之后，在积极参加样板戏排练的同时，还做了一件自以为值得骄傲的事情。刘梅英老师恢复工作以后，仍然担任初中部的音乐老师。当他知道我到县里学了京剧后，就对我说：“你到初中三年级各班讲讲京剧知识如何？”我说：“我能行吗？”刘梅英说：我看行，只要你将你到县文化馆学到的东西说给同学们听就行。“我说：“那我就试试看。”
我按照刘老师的要求，果真给同学们讲京剧常识。讲京剧是怎么产生的，讲京调中的西皮、二黄是怎么回事，讲生旦净末丑怎样区分，讲京剧乐队“三大件”包括哪三样乐器，等等。我分别给四个班共讲了四节课，每节课刘英老师都到场听。刘老师对我所讲非常满意，还夸我悟性极高。

年度检兵又开始了，我心里非常纠结。莎士比亚悲剧《哈姆雷特》中主人公哈姆雷特有一句著名的道白，叫做“生存，还是毁灭，这是个问题”。我是报名参军，还是放弃，这是个问题。我找来戴同学，跟他商量说：“你帮我出出主意，是报还是不报？”戴同学说：“我的意见是报。”我说：“人家又说我是实板脚，不可以当兵，咋办？”戴同学说：“你的所谓实板脚是医生强加给你的，这个该死的医生在你的脚的问题上，要么工作马虎，要么别有用心，我不相信今年又踫上他。”我说：“你说的有道理，我这就去报名。”

很快，征兵工作就结束了，可我得到的消息又是当不了兵，原因是体检没过关。说是体检没过关，但千万别以为又是实板脚什么的，不是的，去年的实板脚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可是今年又来了一个新的玩艺儿，叫做“心脏跳动有杂音”。戴同学说：“这就悬了，去年是明摆着的，人人都看得到的，医生还要把无说成有；今年凭医生用听诊器听听，有没有杂音只有他一人知道。我可以断言，这又是一个无中生有！年纪轻轻，怎么去年没杂音，今年又突然有了呢？”戴同学的一番话，说得我心里乱乱的，我深感自己受到命运的捉弄。戴同学看到我难过的样子，忙安慰道，人家不要你去当兵，咱们不当就不当呗，你就安安心心当个民兵吧！”我说：“不，我明年还要报名，我要将检兵进行到底！”

高二第一学期开始时，我被梁老师叫去。梁老师说;‘剧团又要招人了，县剧团领导还记得你，说你可以去参加考试，你去不去？“我说:“我愿意再去试试。”

事隔两年，我又一次走进县剧团排练厅。剧团许多人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，看得出，大家向我投来的眼光里，充满着期待。上一次考试，评委的组成只限于领导和乐队成员，这一次的评委是剧团的全体同志，有八十多位。面对这庞大的评委队伍，我并没有像第一次考试那样紧张，这是因为我有考试经验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现在底气很足，再也不是那个没有经过专业人士指点的操作不规范的我了，我是京剧界享有盛名的琴师沈师傅的徒弟。

我这次考试选择的是拉京胡，我想，既然专门去学了京胡，就应该展示一下京胡艺术，权当作汇报演出好了。我拉的是我得心应手的《红灯记》唱段段《听罢奶奶说红灯》。我一边拉一边摇头晃脑，很投入，很忘我，仿佛置身于无人之境。我也已感觉到，评委们听得也有点如醉如痴了。

考完之后，我坐在一个在剧团工作的老乡的房间里等候消息。没过多大功夫，有人跑来告诉我说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通过了，通过了。我激动得跳了起来，我活了十几年，还从来没这么高兴过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团长来找他，告诉我回去等正式通知。

我离开县剧团之前，走到会计办公室，说要结一下两天的伙食费，没想到会计不结。会计说：“不急不急，伙食费等你来这里上班后，在你的工资里扣除。”我听到“工资”二字，心里那个甜，像吃了蜜一样。

可是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我在学校等通知，等了一个月还没有消息。一个不详的预兆，在我的心头萦绕着。我跑到梁兴钊老师家里，请他打电话问问。果不其然，进剧团的事已经化为了泡影。

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：县委政治部有一个张主任，是一个军人。张主任有一个特点，对政治部所属的部门的工作抓得比较细。县剧团招收乐手的事先没请示他，他有点不高兴。最后张主任以乐队人太多为由，否决了县剧团这次招生。这下可把我害苦了！我垂头丧气，郁闷到了极点，我恨透了那个该死的张主任。

考剧团失利后不久，我又去参加征兵体检，但这次又是体检关过不了。这次实板脚不见了，心脏杂音也不见了，但又新来一个“肺部纹理增粗”——医生的解释是气管炎。我实在是纳闷，自己在这个年龄上，身体的毛病怎么会这样此消彼长呢？难道是命运捉弄人？



半年多过去了，我高中毕业离开了固中。我回到老家之后，又执着地去报名检兵。这回是我第四次检兵，我是怀着奇迹可能会出现的想法去参加体检的。

奇迹果真出现，我的身体一点毛病也没有，体检终于顺利通过。这也充分说明，前三次体检并不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，而是医生出了问题。然而，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。我这次在老家参加的征兵，是专征消防兵。我的身体条件和政审结论均符合消防兵征兵要求，没什么意外的话，立马可以穿上消防兵军装了。但是，意外说来就来。原来，符合当消防兵的人有两个，一个是我，另一个是上海知青。问题在于，两个人都想去当兵而指标只有一个。公社武装部黄部长找到我，对我说：“这次希望你作出点牺牲，让一让，人家从上海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里下放劳动，而且已有好几年了，还真不容易，我们想照顾一下他，你看如何？”我说：“我听领导的。”就这样，我的当兵愿望又一次落空。

时间来到了1979年，这一年我参加了高考，并顺利考上了大学，命运突围终于获得成功。我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天，是我一生最高兴的一天。

我84年到91年学校毕业分配在固江工作，固江是个好地方，人好，水好，情更好。

84年至91年学校毕业分配在固江工作了近七年，喝了几年芦水河的水，横街、直街、水巷里，芦西、瑞洁、芳下、小富、银湾桥，古巷、南湖、虎潭、沿江、清水塘，红星、东风、赛塘、枫树下.....。这些地名在我脑海里永远铭记着，固江的山好、水好、人更好，我非常热爱着这片土地。

完美人生

那个年代的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我在小学的时候，因为与同学说了一句：这栋房子是我家的。不知道谁告诉了班主任，他就向校长汇报，说我想变天。于是我这个四年级的学生居然挨了批斗。初中毕业生，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几个同学去当兵了。吉安当时招一批小学辅导员，我班上那几个数学都不及格的选上了。我去找那个革委会主任，我说我全年级第一怎么都没份？他说：你家出身不好！我的眼泪啊流啊，出身是我能选择的吗？恢复高考后，我考了全市第二名，居然没有录取，原因是政审不过关。命运多舛啊！好在三中全会召开，取消成份，我才有机会读了大学！